上周，在編輯部發起了有關海外疫情的討論后，我們收到了太多太多來自海外讀者的留言。其中一位身在紐約的匿名讀者，用一句話概述了她的現狀：「一個月前焦頭爛額地擔心在國內的家人朋友，一個月后焦頭爛額地擔心自己和身邊的人。」就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卻不同時區里的人們，現在究竟經歷著什么？也許，要先從這句話說起：「不是該不該戴口罩，而是敢不敢。」
戴口罩要偷偷用圍巾擋著？若隱若現的亞裔歧視。上周，我和在英國讀書的朋友談到疫情時，她說了一句話：不是該不該戴口罩，而是敢不敢。前一天，她所在的城市確診的一例新病例，和她的學校僅有 8 分鐘的步行距離。盡管如此，周圍仍然鮮少有人戴口罩。因為擔心異樣的目光，她選擇戴了口罩以后，再穿上高領毛衣進行遮擋。一位人在西班牙的讀者，戴著口罩準備坐公交去學校時，司機把車門直接關上了，導致手被車門夾到。留英學生 Dorris 則告訴我們，她最近有一次去禮堂上課，因為戴了口罩，她所在的那一排以及前后排都沒有人敢來坐。為了不靠近她，來上課的同學甚至選擇了坐在臺階上聽課。
而前幾天，在美國波士頓的 Fallin 在去實驗室的路上，遭遇了惡意的推檔。他表示自己不會忍氣吞聲，在尋找校警無解后，尋求導師與校長的幫助，啟動了指認流程。“我想為亞裔族群發聲，不想他們再受到傷害。”關于這一點，在巴黎工作的 向我們分享了自己矛盾的心態：街上大部分亞洲面孔戴上了口罩，在當地生活的自己反而很小心翼翼地不敢戴口罩，生怕被另眼看待。現在，法國政府正在大力宣揚洗手和打噴嚏時用手肘捂住口鼻，而幾天前，口罩變成了需要醫生開證明的「處方藥」。她還發現，很多法國人在坐地鐵時會用圍巾圍住口鼻。但在 看來，「除了藥局門口貼出的口罩和免洗洗手液缺貨提示之外，沒發現疫情對他們過大的影響。」瀏覽了更多的留言后，我發現，戴口罩的敏感在歐美地區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有來自德國、荷蘭的多位讀者留言，表示自己理解「戴口罩矛盾」是一種文化差異，而媒體一般都只喜歡報道偏激的故事，他們希望我們可以在文章里表達，也存在很多像他們一樣，至今完全沒有遭受歧視的華人。“如果遭受歧視，一定要當場反駁、報警，或馬上請求幫助。” 這是他們的共同建議。“我害怕，但是我更害怕身邊人的態度。”隨著海外確診人數的不斷上升，對于另一部分華人而言，身邊的人對待疫情的態度，才是真正恐慌的根源。受到疫情較大影響的意大利米蘭，昨天開始了封城。「米蘭隸屬倫巴第大區，倫巴第現在相當于武漢，感染人數最多。」一位在米蘭留學的讀者如此說道。目前已經被停課了的她，除了對疫情的擔心，讓她感到無奈的還有本該在 3 月底就能結束的答辯。「每天除了等待，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在等待里，她看到的現狀是，有人回國了，有人選擇留下，有歧視，但善良的人占多數。眼看 4 月房子到期，還要找地方搬，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時候能答辯，她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最近在社交媒體上，也出現了一些關于留學生包機回國、向學校申請停課的新聞。因為前段時間英國議員宣稱將在被稱為「最大的皇家公園」的海德公園建造停尸間的舉措，引發了英國的華人留學生的憤慨：「贏則碩士畢業，輸則海德公園。」
上周，英國留學生也開始了集體停課的請愿，請愿人數超過 10 萬人。
但留英學生 Rola 對此并沒有抱太大希望：
就算請愿通過，「也只會變成一個提議或是辯論的議程」。
她更擔憂的是，現在不去上課的話，留學生 T4 簽證會受到影響。「那我可能剩下的學業都不可能完成了。」
在紐約留學的 Nuo 也表示，就算學校同意了對部分課程開設網課，在不停課的情況下，部分專業的學生仍然要返回工作室進行作業，否則功課將落下太多的進度。
這幾天，Nuo 的同學也開始討論是否要回國。
在她看來，確實國內現在對疫情很重視，也更安全。「但我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健康，也不想給國內二次輸入病毒。」
在德國的華人醫生：“我可以理解一些當地政府的決策。”
連日來，海外各國、特別是歐美政府的應對方式，包括宣傳不需要戴口罩、不取消集會、不像中國一樣停工停課等，令許多中國人頗為不解。
逐漸地，我們看見在國內的網站上，甚至陸續開始出現一些嘲諷的聲音。在許多人的理解里，這些國家的政府在疫情面前多少表現得有些「無為而治」。
我聯系到了一位在德國最大的醫院之一工作的華人醫生。
她告訴我，她的醫院在數日前已經決定，停止除急診手術外的一切手術——以留出更多的床位來應對可能爆發的疫情。
她向我介紹，她的醫院是政府直屬，任何一個決策事實上都表現了當地政府的意志，停掉幾乎所有的手術，其實已經意味著進入了非常緊急的狀態。
而向公眾宣傳不用戴口罩、只要勤洗手或者沒有像中國那樣要應收盡收，只收治重癥患者，讓輕癥患者居家隔離，這些事情在這位醫生看來也是可以理解的。
她告訴我，首先口罩在全歐從來都不是一樣常備的東西，而且在中國疫情剛爆發的時候，歐洲就已經向中國捐出過數目龐大的口罩，所以如今口罩已經非常緊缺，連醫院都無法獲得口罩，更不用說普通人了。
所以，政府如此宣傳，有可能是在產能無法配足情況下的一種安撫，否則造成大規模的恐慌，后果也更為嚴重。
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人口密度都要比中國低得多，而且年輕人與老年人居住在一起的情況也相對較少，所以讓輕癥患者居家隔離，將有限的資源分配到重癥患者的身上，在她看來，是「好鋼用在刀刃上」。「中國當時的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個病毒是完全未知的，在那種情況下只能說，我先行一步，我卡斷它。現在我們對它有了一定的認知，萬一要真的像 SARS 一樣的話，現在全世界也不是這個情況。」她說除了和這位醫生的談話外，我們也在后臺見到不少對各國應對措施表示理解的留言，比如有一名在加拿大的讀者就說了這樣一句話：「加拿大人還為政府封城一事對我表示“同情”。」這位讀者所處的地區，有些醫院公開張貼海報表示：「如果你咳嗽，發燒，不要來我們醫院。」必須誠實地說，看了、聽了這些表達理解和支持的觀點之后，我仍然沒有真的被他們說服。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提醒自己，也許只不過是我始終無法把自己的思維脫離出我們慣常的語境里。或者就如德國醫生所言：「你沒有權利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嘲笑人家，說抄作業都不會抄之類的。題都不一樣，他怎么抄你的作業？」
也有華人，在嘗試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
剛才提到，在紐約留學的 Nuo ，最近其實一直在忙碌著。她前幾天聯合幾位留學生同學，制作了一份停課請愿書。他們建了一個微信群，并且在 Instagram、朋友圈和學校貼吧上都發了帖子，號召所有留學生一同加入這個計劃。在此之前，她曾經給學校的教授發郵件，要求每天消毒她所在的工作室。郵件發完的第二天早上，教授就給同學們開了早會。教授表示會尊重他們戴口罩，而且盡量消毒公共區域，并為工作室配備了很多洗手液。請愿書制作完成后，Nuo 打印了十幾份，帶著去參加了學校有關疫情的討論會，她原本想著在會上可以面對面和學校負責人交流，同時獲得美國學生以及其他國家留學生的支持。事與愿違。討論會上，她獲得的是校方敷衍而官方的回答。校方重復說著 CDC 建議不戴口罩，并且校園沒有案例，只要勤洗手就好。而其他國家的同學也沒有對此事表現出特別的熱情，甚至有一些美國同學嘲笑他們，認為他們「歇斯底里」。Nuo 心灰意冷，如今每天堅持在外國同學異樣的目光中戴著口罩，以此表達自己的態度。在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中國學生會前不久舉辦了一場關于種族歧視的研討會。這個學生會的核心成員主要是中國學生和二代華人移民，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學生。
這場研討會舉行的背景是，荷蘭 Radio10 電臺公開調侃中國疫情，并且發表種族歧視言論。
這場研討會一個有 20 多個人參加，我們的讀者 Emily 是其中之一。研討會上大家分享了一些在荷蘭遭遇種族歧視可以怎么做的辦法，Emily 參加了以后在朋友圈總結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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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文提到的德國華人醫生，在上周四給她所在科室同事做了一次關于此次疫情的報告陳述。
他們醫院規定每周二、周四為例會時間，醫生輪流作工作報告。她的報告時間原本排到了下個月，她特意和同事商量，把排期調整上來。例會報告，每位醫生通常時間是五分鐘，在此期間，科室主任往往會興致缺缺地玩手機。而她的報告整整做了十五分鐘，全屋的同事人人全神貫注，臉色肉眼可見地在十五分鐘內變得越來越沉重。特別是當 ppt 展示到醫護人員感染率，以及兩張新冠肺炎病人肺部 CT 圖時，大家的臉都耷拉了下來，「沒想到居然是這么嚴重。」有同事這樣講。華人醫生感覺到了德國社會普遍的不重視，她認為事情肯定會越來越嚴重。和幾位同樣在德國的華人朋友聊過之后，她才決定要在例會上向同事客觀地陳述新冠肺炎的真實情況和數據。在做報告用的 ppt 之前，她曾經焦慮得哭了起來。但研讀完專業論文、作完報告后，知曉了病毒沒有她想象中的致命，而且喚起了同事的重視，她變得輕松了許多。她的行為難免會令我想起李文亮醫生。在對她的采訪里，她自己也提起了這位醫生：「我覺得李文亮他其實不是從一開始就想要當一個英雄，沒有那么多英雄可以當的。他只是說出了這個事情很危險，我要告訴我的同事，我要告訴我的同學，如果是你的話你也會這么做。」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怎么做？
面對著歧視，面對著與國內迥乎不同的防疫措施，面對著身邊人與自己之間巨大的認知偏差，我會怎么做？
我想，除非我已經實際處身在這些國家的具體語境之內，否則不能不負責任地作出假設性的回答。
想起在一個月前，我們曾經采訪過一群因為疫情被困在國內無法回到學校的留學生，標題是《疫情中，那些“回不去”的中國留學生》。
一個月后，我們接受到了大量的留言，都來自那些想回來、或者回不來的海外華人。
世事無常。
「多年以后，要怎么回憶這一年的春天？」
希望各位在此刻堅持著我們難得的勇氣，多年后，再一起回首這個問題。
